（希尔斯，第29、30页）我们对于传统中的人文也不能取无批判的态度。

邓教授的逻辑的力量未摧及别人却自己反而先被摧毁了——自己先于陷入不攻自破的逻辑困境或论证陷阱，这大概是邓教授摆脱束缚、乘兴发言所未料想到的逻辑喜剧或悲剧。谈到属邓教授自家专业领域（西方哲学）的欧绪弗洛（游叙弗伦）问题，笔者已在2007年《苏格拉底对子告父表示赞赏吗？》一文依据柏拉图文本进行了内证性的详细文本分析，并征引了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仸拉斯托斯《苏格拉底的悖论》、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六讲》、海门威《对苏格拉底的哲学审判》、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姚介厚《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施杜里希《世界哲学史》、斯通普夫等《西方哲学史》、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罗素《西方的智慧》、麦基《哲学的故事》、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张世英《道德与宗教》等著来作佐证。

或现在虽已明白了（如他释隐为隐瞒）但却羞忌于承认，以免他自己之前的所有涉案文章都立即沦于崩塌作废（学界几乎无人有认此错的雅量或器量）。汪子嵩说陈康认为一旦发现新的资料或根据时便会修改结论，学者实当严谨谦虚若此，而不能天马行空与信口开河，否则必贻笑大方无疑矣。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说正义是智慧与善，而不正义是愚昧无知、正义是心灵的德性，不正义是心灵的邪恶 39，可见正义本在行事正义与认知正义，关于正义的知识与美德是一体的（所谓美德即知识、认识你自己），故专门研究苏格拉底的仸拉斯托斯说： 那么，如何来提升灵魂？从道德上来讲，即是依靠正确的行为。翻遍图书馆有关希腊哲学的著述，笔者皆未见哪位中西严肃学者下断语说苏格拉底赞同和鼓励欧绪弗洛告父。这就是严肃、严格、严谨学术态度、学术工作之外个人情感性成见、偏见发作或成见性、偏见性情绪、情感傲慢发酵的某种悲剧或喜剧，是对教授、博士头衔的某种反讽或自嘲，也是对《哲学研究》这种刊物水平的嘲讽。

45连亲亲相隐的思想史、法制史都搞不清，却一股脑儿地将权力腐败现象归咎到儒家经学文本上，这种貌似学术、貌似逻辑却非学术、无逻辑的批判实在是象艾青1981年所说的一样： 每个人都在这场浩劫里经历了各自不同的灾难与痛苦……现在还年轻的整整一代人，二十岁到三十岁的一代人，上山、下乡、插队、失学、失业、待业。至于亲亲相隐的实质，我认为它是中国古代家族宗法血缘性的义务原则，在今天已成为一个导致国家体制腐败的重要源头。1979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获得学士学位。

81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就义理来讲，这个学派诸学者既有共性的主张，从而使其形成为一个学派。在他看来，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一生的学术成就并不止于儒学领域，而及于中国哲学思想大部分重要内容。1982-1986年在德国波恩大学哲学系学习，获得博士学位。

他说：无论在体系的完整和思想的深刻、圆融方面，牟宗三哲学都堪称是现代新儒学发展的一个峰巅，同时它也代表着一条发展线索的终结。杨祖汉认为，儒释道三家的形上学均为实践的形上学，它们乃优长于知解的形上学的实践的学问。

参见张学智编：《贺麟选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0-140页。在围绕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所形成的派别当中，鹅湖学派不仅规模更为庞大，而且因其理论贡献使其影响更为巨大。25 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25-26页。78对主体性与客体性之不同侧重使这两种观点分道扬镳，在与牟宗三哲学的关系上也形成为不同倾向：前者表现为对牟宗三哲学的继承与发扬，后者表现为对牟宗三哲学的反判。

与牟宗三相比，鹅湖学派诸学者的视野更加客观、平和、全面。然而，牟宗三的理论建构已达至其极，故如何往前发展便成为一个迫切且实际的问题。其二，疏解宋明理学，指延续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之脉络，对南、北宋到明代阳明学进行体系性的讲述、辨析。李明辉说：牟宗三先生之逝世象征当代新儒学的一个发展阶段之结束。

很显然，相对于牟宗三哲学来讲，这一向度并非是局部性的批判，而是结构性的革命。46其三，提出中学为用 47的主张，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致力于把儒学的智慧引入到当前现实生活当中。

另一个方面，在多元化的世界哲学格局中，儒家哲学应通过自身的理论新创参与人类哲学的对话，从而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为整个人类哲学做出贡献。36一个方面，他们有理想的提揭，通过前辈师长的精神感召和人格熏陶，将圣贤之道潜移默化于这个群体当中。

见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八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47 参见王邦雄：《中国哲学论集》（增订三版），台湾：学生书局，2004年，第301-316页。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尽管有其长处，但其只是枝桠，中国文化才是根干。牟宗三先生生前《鹅湖》朋友对于儒学见地亦本多歧异，唯彼此君子论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时或不同，即如水火，亦相资而不相斥也。29 郑家栋：《当代新儒学论衡》，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第111页。64 尽管鹅湖学派被视为一个统一的学术派别，尽管这个学派诸学者有上述相同的思想内容，但因为哲学的个体性特征，其中还具有出不同的主张，甚至表现出不同的义理走向。

1991-1995年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员，1995年起任研究员，并任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和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合聘教授、中山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一种是基于追求人生意义和提升生命境界进行探讨的实践的形上学。

其三，为疏解传统儒学资源的现代价值。1980-1985年任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只要运用现代语言加以诠释，就可以豁醒它的意涵，继续显发它的效用。1977-1981年在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学习，获得硕士学位。

郭齐勇说：现当代新儒家是在文化失落、意义危机的时代应运而生的思潮、流派，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思想文化问题，其论域也在不断改变。65在此意义下，鹅湖学派诸学者之不同主张就代表着他们特别的眼光。18 见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57页。戴琏璋说：依个人浅见，中国哲学史里所谓中和思想当是这个大趋势的主导思想中最主要的成分。

高柏园说：当牟先生过世之后，新儒学已迈入后儒学的时代。尤为可贵的是，牟宗三在上述领域大都有不同于前人的创见，其见解多已成为后人研究中国哲学必须涉及的对象。

……中西文化宜互相融和，以反己之学立本，则努力求知乃依自性而起大用，无逐末之患也。能否对此予以正视，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也关乎到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

22 参见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第216页，《牟宗三先生全集》（20），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总之，无论是共同性，还是歧异性，鹅湖学派诸学者的理论出发点都是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或实践的形上学。

他说：我曾将牟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的地位比之于康德在西方哲学的地位：你可以超过他，却不可以绕过他。55 列文森认为，儒学在现代中国已退出历史，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就博物馆学的意义而言，陈列品都只具有历史的意义，它们代表的是既不能要求什么，也不能对现实构成威胁的过去。72可见，林安梧的道与牟宗三的良知不同，前者强调存有义，后者强调主体义。1970年起历任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东海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研究所所长。

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后形而上学时代的问题。在此方面，李瑞全的生态哲学、李明辉的新外王，尤其是林安梧的后新儒学等，都是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探索。

他们在意义治疗、创造的诠释以及本体诠释学等方面有诸多理论新创。以第二种观点为核心形成所谓批判的新儒学。

24 刘述先：《〈牟宗三先生全集〉出版在今日的意义》，台湾：《联合报》，2003年5月3日。然而问题是，他们在强调西学为用的同时，却共同遗忘了中学为用，即中学所具有的道德教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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